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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的通信言论自由与法律界限

发布时间:2020-02-11 07:28:39 阅读: 来源:冷缠带厂家

随着手机的普及,手机短信不仅已成为现代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通信手段,而且还正成为一种新型、迅捷的大众传播方式。但是,它也容易被人不当利用而超出宪法所允许的公民通信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的界限,不仅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还使公民权利面临新的威胁。因此,对手机短信传播实行适度控制成为必要。

●作为私人通信媒介的手机短信与通信自由

手机短信实现的是文字的即时通信。短信业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邮政信函的替代品,极其类似于电话替代曾盛极一时的电报。电报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能直接实现“端到端”的通信,而手机解决了这一问题,实现了文字输入由用户自己掌握,并直接发送到另一终端。从某种意义上讲,短信是新时代直接“端到端”的移动电报。短信不仅具有即时通信的优点,还具有私密性、互动性、时尚性、趣味性等多方面的优点。这使得它成为现代人们通信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

对通信秘密的保障,应是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私生活和隐私权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生活的个人理应受到的尊重。因而短信的收发者在仅将短信作为一种通信交流的媒介时,他们理应享有宪法上所确认并保障的通信自由和言论自由。

现代意义的通信自由,既包括人们通过书信等传统手段,还包括人们通过电话、电子信息等现代手段,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进行通信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其中的“不受干涉”,不仅表现为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窃听、偷看、传播或修改其中内容,还表现为任何组织或个人没有法律依据不得阻拦、中断人们之间的通信往来。由于源于对公民隐私权的尊重和保障,我国宪法学通常将通信自由纳入人身、人格自由之中。手机短信的收发者在彼此之间“端对端”地进行短信交流时,无疑多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较少涉及公共利益,而且他们也不愿意他人知道、干涉或者侵犯自己手机里的“短信空间”,我们称此类短信为“私人短信”,其重要特征是收发者之间的互动性。 当然,公民的通信自由及秘密具有一定的法律界限。在我国宪法规定的有关特定情形下,有关国家机关可对特定人的特定手机短信进行检查。这主要是源于维护国家安全及打击犯罪的需要,国家机关有权依照法定程序对公民的短信往来进行合理限制。这主要是针对公民之间利用手机传播危及公共安全或者国家安全的短信。笔者认为,国家赋予有关机关对于手机短信传播的检查权和限制权也只应限于这些法定特殊情形,而不应扩大到人们之间为了满足一些特殊情感需要及其他正常生活需要的私人短信。 故对于手机短信传播,宪法和法律保障的重心应在于:公民得以通过手机正常获得信息的自由和表达情感的自由。法律控制及约束的重心则在于:任何组织或个人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并依照法定程序,不得干涉或限制公民之间的正常短信传递及接收。 ●正成为大众传媒的手机短信与言论自由

我们也日益体验到,手机短信不仅作为私人通信媒介具有通信功能,还可成为大众传播媒介而具有传媒功能。手机短信的这种传媒功能,已被新闻业、传统商业、网站等行业所发现并积极运用于其经营过程中,这衍生出手机短信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这两个子功能。这一方面给短信发送平台的提供者和发送者带来了潜在经济利益,从而创造了神奇的“拇指经济”,另一方面在短信收发人群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短信文化”。此时短信内容的传达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从而将不可避免地对不特定的他人利益及公共利益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因而,我们不仅要思考短信传播与通信自由的关系,更应关注短信服务商和短信发出者与他人及公众利益发生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从而构建法律制度来规制正成为大众传媒的短信传播过程。

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手机短信的发送方式已不再局限于手机间“端对端”的发送,其主要方式有经由人工声讯台发送、网站发送和电脑软件发送等几种。这些方式的运用使得短信群发功能得以在短时间内轻易完成。对于发送者来说,他们据此向公众简捷、迅速地传递某种信息或表达某种意愿,如报纸和网站等媒体可以向其用户发送新闻,个人或公司等企业亦可向公众发送采购信息进行短信营销等。为与前述私人之间的短信区分,笔者称此类短信为“公众短信”,其重要特点是发送者的单方性和接收者的被动性。

根据发送者的目的不同及公众短信与人们利害相关的程度,可将公众短信分为“公益短信”、“广告短信”和“有害短信”等类型。这类“公众短信”实际上都是有关组织或个人意思或者思想的一种公开表达,假设我们接受并认可手机已成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话,我们至少就不应从法律上禁止有关组织或个人通过手机短信表达其意思或思想的自由。但是,人们通过手机短信进行言论表达的同时,同样存在法律界限,如不得利用短信传播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不得泄漏国家机密等等。

如果仅限于此,对于短信传播的法律控制,我们尽可借用或者参照针对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等的事后法律追究机制来解决。但似乎没有人愿意否认,他们享受手机短信服务更多的是想拥有一个私人的信息空间,而不是希望它成为大众传播媒体的“受体”。相比较要求法律保护他们获得信息的自由而言,手机拥有者一般更希望他们具有人身权性质的隐私权和安宁权得到优先的尊重及保护。

所以,正因为手机短信具有私人通信媒介和大众传媒双重性质,笔者认为,若有关组织或个人主观上有意将手机短信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时,应从法律制度上针对手机短信服务的提供者及发送者进行适度的事前法律限制,即政府应针对短信服务商进行管制,通过立法强制性要求其提高技术水平,限制一些可能侵犯公民隐私权及安宁权的短信的发出。法律应禁止除“公益短信”外的其他短信,如广告短信、有害短信的传播。即使是公益短信的传播,也应事先经过有关部门的许可,并由专门的公益组织或公共管理部门委托短信服务商代为发出。公民在借助手机短信向公众行使表达自由时,也应服从保护公民隐私权及安宁权的需要,不得滥用手机短信的公共信息传播功能。否则,受到干扰的接收者将有权对其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要求赔偿损失;若构成犯罪,司法机关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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